来源： 劳动午报
十年“文革，”对于中国名胜古迹、文物古董特别是传统文化来说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。“文革”中有一个喊得很凶的口号，叫“破四旧”。所谓“四旧”，指的是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，在这个包罗万象的“旧”的大箩筐中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其中棋类活动也难逃厄运：棋队被解散，棋手被下放到工厂，包括象棋、围棋和国际象棋在内的所有棋种被扣上了“封、资、修”帽子打入了冷宫，街头巷尾、厂矿学校再难看到纹枰对弈、捉对厮杀的场景了……
然而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中国大地棋艺的坚冰开始融化，从专业队下放到工厂、学校的陈祖德、王汝南、华以刚、吴玉林，棋艺超群但身为工人的谭炎午、臧如意、傅光明，对棋执着但还在农村插队的何连生、柳大华们看到了棋艺复苏的希望，高瞻远瞩的他们在别人忙于帮派争斗、打打杀杀的时候精钻棋艺，加紧“磨刀”，或力保前朝成果，或着眼于未来，努力打拼新天地……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中国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棋有利的事情？
不久前，记者一次向棋界元老董齐亮老人请教时，董老欣然为记者讲起“文革”期间棋艺复苏的一些情况……文革前的棋类活动奠定了他在棋界的地位
记者认为，董齐亮董老在1974年中国棋艺复苏中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推动作用，所以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职位和他在棋界的地位。
董老今年78岁，十年前从中国最高智囊机构－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部部长（正局级，同时还兼任工会主席）岗位上退居二线，之后，又受聘于上海某机构，4年后卸职回京。董老当年有“四高”之誉。“四高”者，一曰“棋高”，二曰“牌高”（桥牌高手），三曰学术级别高（教授级研究员），四曰行政职务高（正局）。他的职位使他后来有了和中央高层接触的机会。
董老说，1954年，他刚从上海调到北京，就接到张雄飞的电话，约他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表演象棋。张雄飞，1913生，安徽芜湖人，是著名象棋活动家、理论家，一生致力于象棋古谱的搜集和研究，对《竹香斋象戏谱》研究尤深，曾就该谱中有争议的十六局写成《竹香商兑》，于1947年始陆续发表于上海《联合日报》、《现代象棋谱》等报刊。
那天，按棋艺组组长张雄飞的安排，董齐亮与北京名将杨长生对阵，董老笑称“侥幸”获胜。从那时起，工作之余，他经常与张雄飞等人一起在文化宫棋艺组活动，为北京的象棋发展勤恳工作。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，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，离开之前推荐董老任教。董老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，直到“文革”开始，少年宫停课。十年间，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，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。
董老说，张雄飞是国民党的老党员，解放前是南京市的邮电局局长，1950年后在北京邮电部门工作，张雄飞拥护中国共产党，会六七种外语，古文功底深厚，对象棋非常热爱，他爱下棋，但漏洞太多，与人下棋，走错了又不肯悔棋，所以一盘棋很快就走完了，就没的下了。张雄飞的名望不在下棋上，而是在象棋理论和社会活动上，在这两个方面很有建树，1958年调至国家体委，曾多次主持筹办全国性象棋比赛，在棋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。张雄飞对劳动人民文化宫非常有感情，他向有关方面建议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棋类比赛（1959年）和第五届全国棋类锦标赛（1960年）在文化宫举办，被采纳并举办之后，奠定了文化宫在北京乃至全国棋界的地位。董老说，张雄飞一直参与、领导文化宫的棋艺活动，直至1962年因脑血管疾病去世。
董老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，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；1960年，“旷世棋王”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，正呈上升势头，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，后来，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老时说：“在全国比赛中，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。”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。
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，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。
董老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。据《中国象棋年鉴》1990年版记载：另三位是陈松顺、刘国斌和季本涵。
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，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当时，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，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、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，这些人既要有文化，又得是内行，这样，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《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由于象棋人口众多，分布广泛，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，如“打几还几”、“长将”、“长捉”、“长拦”等，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、争执，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，尽可能地缩小分歧，经过紧张劳动，新中国首个《象棋竞赛规则》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。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（裁判长为谢侠逊）起，董齐亮在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。他熟悉棋规，执法公正，有权威，有威信，多次化解桌上纠纷。
正是由于董老德高望重，与文化宫有渊源，这是他后来推动中国棋艺复苏的资本。
午报记者 张 展 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