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：象棋强围棋强
转贴:作者-飘柔一刀(tom)
七月流火。一条小巷。
路灯下，一群打着赤膊的人正围成一圈低头观望着。
人群的中间是一张小桌。
桌子的这头坐着一个长者，那头是个孩子，正在下中国象棋。
这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，古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巷子里。
巷子叫着普方里。普方姓贺，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，死于国民军的派系斗争。
据说就是蒋介石害死的，普方死后蒋介石假惺惺给他的家人送来几千个大洋，他的家人敢怒而不敢言，只能拿着抚恤金了事。
那是在上世纪的二、三十年代，大洋很值钱。贺普方的儿子贺方拿着大洋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市中心，现在江苏省新华日报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置了四进的房子。
小巷两边的正对面各两进，每进都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个大屋。大屋有五间正房，两边各两间，中间是个堂屋，堂屋后面还有一间屋。
堂屋里可放太师桌、太师椅。堂屋的墙壁上可挂国画，国画两边可挂上对联。说是墙壁其实是木板，房与房之间都是用2公分厚的木板隔开。
除了正房，小院两旁还有两间偏房，估计是给下人预备的。
解放后这四进房里大约住了十几户的人家。
我家就在18号的一间正屋里。这间屋有12平米，接近正方形，高四米。上天花、下地板。住着5口人，我奶奶，小叔叔和我的三个哥哥。
我那时跟我的父母住在郊县的一个镇子上，我父母都在镇上的中学教书。
哥哥们的户口都在市内，我的户口在小镇。每到寒署假父母就把我送到城里跟奶奶住。
那个年代，没有电视机、没有电风扇、更没有空调。
每到傍晚，家家户户都到巷内，放上竹床、竹椅、躺椅、板凳等抢占位置，还往巷边的墙上浇水降温。
有长江四大火炉之称的南京，夏天非常地炎热，潮湿，气闷。早、中、晚的温差不大，在屋里睡觉，躺着不动都汗流浃背，很多人都跑到屋外在露天过夜。
那时我们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如上海、武汉等。在露天过夜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当时是毛泽东时代，虽然是文革时期，治安也还不错。
纳凉的男人们多数都打赤膊，女人们相对保守，至少穿个短袖衬衫或园领衫。
很多的大姑娘、小媳妇也都敢在外过夜。很少听说有刑事案件发生。
巷内每隔20米就杵着根电线杆，上面往往都带有一个白炽灯配有灯罩做为路灯，为上夜班的人们照明。
晚上10点钟之前（一到10点大家都睡觉了，有的人甚至7点钟就睡了），路灯下通常都围着一群人在下中国象棋，有段时间扑克牌算是四旧，不给打。
当时下棋，有点擂台赛的意思，输一盘就换人，赢棋的不换象擂主，和棋两人都换。僧多粥少，不提高点技艺，一晚上难得下得了几盘棋。
我们街坊就数崔大爷和张大爷棋力强，前者棋还稍为好点。经常是他们俩在下棋，其他的人就象是陪客，上了场大多一盘就下来。
我在一年级开始就喜欢挤在人群中看大人们下棋，看多了慢慢地就会下了。
于是两年级时我就下场下。到了三年级，我就能和崔大爷输赢各半。本文的开头就是我和崔大爷在下棋。也是在三年级我父亲给我买了本杨官麟先生所著的《中国象棋谱》，分上、下两册。我如获至宝，好在打棋谱也不需要认识许多字。
该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布局。上册全是屏风马，下册有其它的一些布局和中盘战斗及残局。打过谱后我的棋力大增。渐渐地崔大爷也下不过我了。
到了四年级，家门口的所有大人们就都不是我的对手了，当时我也不晓得谦让，总是想赢棋。一个晚上就只见大人们象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。
当时我先手棋就喜欢下五七炮，后手棋就喜欢下屏风马。
开学回到小镇，镇上有个象棋“高手”想让我一匹马下，我说平下试试。第一盘我执红先行，赢了他一盘，第二盘他还叫我先走，又赢他一盘，第三盘他主动拿红棋先走，又输了。从此不再找我下棋。
在小镇上，我家住在中学校外的临街的一所房子里，是租的私人的房子。这所房有三间房间，是竖着的三间，只有一间房可做门面房。
有一阵这间门面房就租给了一个钟表店，店里有个修表的朱师傅，他的儿子得了肾病（俗称腰子病），很难医治。朱师傅就这一个儿子，所以他很着急，到处讨偏方，其中一个偏方需要童子尿做药引子。
每天早上朱师傅都会拿一个大瓷缸给我，我一天就在那里边小便，积满就给他。有几个月都是如此。但是他的儿子还是没救活，他的儿子大约大我七、八岁，住在乡下农村，所以我没有见过他。
在中学里，有个方老师象棋下得很好。在中学里基本无对手，打听到我棋下得还可以，他就经常端个棋盘带着象棋到我家（我家没有棋）。
我们住的小镇有条河，河上的四明桥把小镇分为桥北和桥南。我家在桥南，中学在桥北。方老师家住在学校里，他端来棋盘带着棋到我家来和我下棋，每次下个两三盘，下完后再把棋盘端走。记忆中我俩下棋，他输得稍为多点。
五年级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叔叔要从宝应调到南京中医学院。我母亲想了个绝妙的主意：就是先把我的户口转到宝应，再随叔叔一起跟到南京，来了个迂回包抄。
所以我从五年级开始就在南京城里上学了。五、六年级的时候，班上同学会下棋的很少，所以6。1儿童节，班上举行象棋比赛时，我总能得第一。
到现在我还坚持认为我象棋水平最高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期。
那里的学区是上《五。七》学校，其实是个小学——一个戴冒子的小学，戴冒指初一也是在小学上。那时比较混乱，经常出现一些戴冒子的小学。
该小学现在叫清凉山小学，就在现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旁边。
我不住在叔叔家，仍住在奶奶家，家在普方里，离学校走路需3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
我中午也是回家吃饭，所以每天要到学校两个来回。
由于路程远，我经常踏着铃声进教室，班主任李老师和教语文的任老师因此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老是迟到，我也从不辩解。直到上了初一，有次班上搞活动，每人出个节目。轮到我时，我上台背诵了主席的著名的一首词——沁园春：雪。
任老师觉得这首词还没有教过，里面的词句又很长，她对我稍稍地改变了一点印象，下课后主动问我：“你上课为什么老是迟到呢？”，我这才说明了原因，任老师连连说：“你怎么不早点让我知道呢？”。
在上《五。七》学校时，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名子叫着朱卉。说她漂亮是因为班上所有的男生都懵懂地喜欢她。
她家境好，据说那时她家里就有一架钢琴。她父亲是中医学院的老师。
有次任老师出灯迷：红花——打班上一同学名。我脱口而出：“朱卉”。任老师很是诧异，殊不知我心里经常念着朱卉的名子，已经行成了条件反射。
朱卉初一就转走了，现在我对她没丁点的印象。
有深刻印象的是坐在我后排的两个女生。她们都是部队的子弟。
当时我经常拿一些从我父亲处学的一些数学题来为难她们，诸如数几个头几个尾、韩信暗点兵这样的“难”题。
她们答不出来我就笑话她们，她们急了就骂我。可我并不生气，相反还有得意的感觉。
她们的音容笑貌现在不时地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她们的名子，一个叫着赵敏，以至于我后来在读《依天屠龙记》的时候，我心里在说这不是我的小学同学嘛。另一个叫朱春燕，后来在上高中时，有次我在《南京中学生作文选》上见到了她的名子和作文。
赵敏、朱春燕你们上过大学了吗？你们现在过的还好吗？
初二我是在南京市第四中学上的，班上有个男生名叫李勉，下象棋也很好，是我在那个班上惟一的对手。
接着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，中国的三巨头相继地离开了人世。
署假过后，我转到了南京市第十中学。十中比四中要好很多。十中现在叫南京金陵中学，还是南京市数一数二的中学。
当时，主席虽然不在了，但主席的语录还在：“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。。。还要兼学别样，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。”
所以那时每学期，不是学工就是学农。时间都是在一个月左右。
初三的那年，我们来到了中学的农场学农。农场坐落在离城三、四十里的青龙山。
青龙山那里有个煤矿，是许世友将军为了打破“江南无煤论”而创造的。实际上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煤。许将军的理论是：“即使没有煤，也可以作防空洞使用嘛”。
现在煤矿早就不在了，后来是改成水泥厂烧水泥，烧石灰。再后来是在那里建了一所精神病疗养院，还算是比较有名气。
我们学农一学就是一个月，自己背背包（主要是席子和被子）、带脸盆（包括毛巾牙刷等）。
晚上就在农场的空房间里打地铺。找些稻草垫着，上面铺上草席，人躺下，盖上被。一个大屋子睡十几个人。房间靠门口还放有一个大粪桶，供起夜用。所以大家都争着睡在最里面。
我们年级有8个班，是分批去的。和我们同去的有1班2班等，当时他们班都有下象棋历害的角色，一个姓王、一个姓洪。
我们班也有几个会下棋的：一个姓丁、一个姓赵。此两人相互打趣，丁同学头比较大，赵同学称他为“地球仪”；赵同学屁股大点，丁同学回击他为“磨盘”。
学农期间，我就是老跟“地球仪”和“磨盘”下象棋。
有一天，这两人跑到1、2班去挑战，挑战失败，分别输给了王、洪。很丢面子，南京人叫“刷伞”。回来之后嚷嚷着叫我去替他们复仇。
我本来不想和人斗气，经不住他们两人天天的求请，过了几天，瞅着了个机会我和王、洪同学开始交手，丁、赵在旁为我加油。我都把王、洪都打败了。
他们输棋后，脸色都很难看，心里也很难过。他们班的同学都跟着沮丧。而我们班上的同学却很是得意。但我班的一个姓肖的班委有一个不同的声音：“下棋好有什么用，有本事学习也好”。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1班的人不服气了，说：“我们班最高的棋手这次没有来，要是来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！”，他们口中的最高手名叫周鹏，得过小儿麻郫症，腿不方便，所以这次学农没来。
后来分班，周鹏跟我同桌。
青龙山，满山的青草，还有许多的石块。青草丛中，石块下面有许多的蜥蜴，我们南方人叫“四脚蛇”。传说，它经常掉尾巴，断了的尾巴还会钻进人的耳朵里。
于是女生们都不敢爬山。
男生就不管那么多了，满山地乱跑，有时晚上还爬山，扮鬼吓人。
青龙山，景色最好的地方是半壁峰（半片山），这个山峰全是石头，山顶很陡峭，象刀削去了半片的山。据说有路通到陡峭那边的山下，但是我实在是害怕，不敢下去。从那边来，还是从那边下。
我们学农，主要是开耕山上的荒地（学大寨搞梯田），种上点山芋、玉米什么的，记得我当时还填了一首词，词牌是清平乐。现在我还记得这首词：
学农
阳光普照，
青龙风光好。
山上草木皆返青，
报晓春已来到。
热火潮天劳动，
开山助地作垅。
种上山芋玉米，
他日丰收再逢。
该词被语文老师选用，登在了手刻油印的“年级学农小报”上。
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，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校考试制度的决定。
于是各个中学都把各项工作都转移到以高考为中心的轨道上来，我们学校也不例外。
学校进行了文理科的分班。1班是文科班，2班到4班是理科一班到三班。
我被分在2班，理科一班。肖班委分在4班，他以后没考上大学。
我的同桌就是以前分班前1班的“象棋第一高手”——周鹏。
周鹏的语文很好，数学差点。在分班之后的第一次测验中，我的数学考了100分，班上惟一的100分，有道三角函数化简的题，答案是2，其他的同学都答成了0。
而周鹏却考了个0分。从此我有他都比较有名。
高中阶段，大家都是在为高考冲刺，那时的高校录取率都是在百分之几。
从分班过后到高考时，我不再下棋，也没心思、没时间去下棋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不要文化的命。
十年浩劫时期，斯文扫地，基本上无书可读。文学著作几乎是零（就只有浩然的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）。其余的全是些批判性的政治文章。
所以文化刚一解禁，一些文学名著在新华书店刚一上柜就被抢购一空。
经常是打听到明天有书卖，今天半夜就去排队。如我哥哥买的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希腊神话》、《艰难时世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高老头》等都是半夜排队去买的。
图书馆内也是人头攒动，坐位那是要抢的，去迟了就没位置了。
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读书热潮。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高考恢复后，更是把这股读书热推向高峰。
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是在1977年底，那批考上的学生称为77级，但实际上都是78年2月入学的。
高校十年未通过考试招生，十年的人才堆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考试群。参加高考的人员年龄相差十几岁。叔侄、兄弟、姐妹、师生、一起参加考试的比比皆是。
形成了千军万马竞过独木桥的局面，考上大学的人都被称作是“天之骄子”，一家只要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，全家都跟着光荣。
考生中竞争力最强的是文革前读过高中的，很多都是老知青。文革中毕业的、或于77年毕业的应届高中学生，因为在校期间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东西，所以竞争处于劣势。上大学就完全靠几个月的复习时间，要学满正规高中的全部课程。
因而77级入学高校学生年龄最为参差不齐。应届学生人数较少，往届高中毕业生为多。这可能是我国高校招生史上惟一的一次往届生多于应届生的情况。我没有能参加77年的高考。
分班过后，为了夺回以前耽误的时间，我们都是日夜的学习。
白天是听老师讲课，晚上也要到校自习做习题。
晚上班主任蒋老师也是陪着我们，经常帮我们答疑，却没有一分钱的报酬。蒋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
为了高考，一些诸如音乐、休育、外语（因前两次高考外语不算分）等课目都被砍去，剩下的就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语文、政治这样的高考必考的课程。尤以数学课的课时最多。
蒋老师当时50岁左右，上课最多，日夜的陪着我们，所以我现在还感激她。
每学期的测验、模拟考试等多得数不清。其间还穿插着区、市的数、理、化的竞赛。
每到竞赛时，老师都会从班上挑选20几人去参加。为了取得好成绩，这些人经常“吃小灶”（指单独参加培训）。
我每次都在其中，每次区级的数、理、化竞赛，我都能等奖，市级的比赛得的奖少，有次得了个南京市数学竞赛二等奖，学校校长亲自给我颁了奖。
1978年，我作为在校生参加了高考，学校也是从我们年级选了30来人去参加高考。其是我们班占了90%，有20多人。
考完之后，分数未下来之前，我们这20多人又来到了学校的青龙山农场。这次是补“学农”，其他的同学本学期已学过农了。他们学农时，我们这20多人在复习迎考。
因为是夏天，而山区的蚊子都是些花蚊子，又大又毒所，一咬就是一个老大的疱。所以我们的行李里比上次去多带了一样东西——蚊账。
高考过后去学农，感觉轻松多了。
在农场里，住在离矿区较近的一间毛草屋里。毛草顶，黄泥墙。感觉到了杜甫诗中“茅屋”的意境。这次还好没有打地铺，有双人床。
由于人较少，就没有单独开火，都是到矿区去吃食堂。晚上还可在矿上的澡堂里免费洗澡。
那时我们经常参加劳动有：用粪水浇菜、捞浮萍畏猪、收割玉米等。农场还有头牛，交给了小名就叫小牛的周同学去放。
劳动之余我就和“地球仪”下象棋。“磨盘”没分在我们班，周鹏也不在这20几人中。
所以我只能跟“地球仪”下棋。
学农期间矿上举行了职工象棋比赛，我们不是职工，不能参加。等他们决出名次后，一天我和丁同学（即“地球仪”）找到矿俱乐部找他们下友谊比赛，我和冠军下，丁同学和亚军下。每人下两盘，先后手各一次。结果我的战绩是一胜一负，丁同学两盘都输了。
在农场时还和一个章同学在纸上下过三次围棋，因没有实际的围棋，就用两色圆珠笔在纸上下。因当时章同学刚知道两眼是活棋，所以三次都是他中盘败。
我是怎么会下围棋的呢？
我大哥学会之后，特地去买了许多处理的纽扣，分成两堆，一堆当黑棋用，一堆涂上桔红色的漆当白棋使用，在牛皮纸画上棋盘。这就能开战了，我最初就是跟哥哥们学的围棋，下得就是这种纽扣围棋，下棋的对手就是哥哥们。
因为打象棋谱能提高技艺，就有打打围棋的谱念头，我大哥就去书店买了两本围棋书。一本是板田荣男的《围棋攻逼法》，另一本是《中日友好围棋友谊赛》（第4辑）。当时有关围棋的书少，书店能买到的就这两本。板田的书里全是些中盘战斗的片断，包含了很多的计算，对于从象棋改学围棋的人可以说是正合口味。《友谊赛》中的棋局照例是中国棋手胜少负多，因为是黑棋贴两子半，还有和棋的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盘是孙果逊赢板田荣男的一盘棋，这也是中国棋手第一次赢日本的超一流。
我们兄弟边打谱、边下棋。过了不到半年，门口的知青们都下不过我们兄弟了。
后来这些知青们兴趣又转移了，现在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下围棋，围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曾经拥有的梦，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就忘光了。
虽然会下了围棋，但是我还是以下象棋为主。同院的一个知青因象棋下不过我，有次还找来个跟他在一起插队的另一知青象棋高手替他报仇，但这个知青也未能报得了仇。
学农归来，高考分数也下来了。我省的高考分数线随之划定。
我在我校在校生中考第三。考第一的是一名姓翁的女生，考分比最低录取分数线多了102分，第二名是个姓俞的男生他多了90几分，我多了80几分。
但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作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：在校生提高100分录取。这样我校就只有翁姓女生考上了大学。她考上了江苏省最好的大学。
翁姓同学在考入大学之前和我班的孙姓男生偷偷地谈对象，孙同学是学习委兼数学课代表，成绩稳定在班上前10名。那时男女生话都不讲，谈恋爱是非常前卫的了。
但这次只有翁同学考上大学，她考上大学后，毅然与孙同学断绝了关系，把孙写的一些情书交给了教师。随即老师就把孙同学的所有“官职”给撤了。这件事对孙同学打击很大，成绩一落千丈，以至于来年没考上大学。
这次最亏的是俞同学，他还去查了分，结果是无用，我第二亏。
邻近的上海，政策与江苏相反，在校生比其他的学生录取分数线还降低几分。
那时我就知道许家屯不是个好东西。许后来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位置上叛逃美国。
接着又是复习迎考的一年，也是无棋的一年。
这位老人是后来被称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，划圈子的地方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。
79年的春天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，普遍认为它比十一大还要重要的多。
重要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，确立的那位老人的核心地位。
因上一年高考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，各高校的软硬件的资源都被占用。
学生人数已尽饱和，教室、学生宿舍等非常的紧缺。
因此，79年的高考全国只能招收28万的学生。只招本科的学生，不招收大专学生。江苏分配到的名额约是1。2万。
为了限制学生，该年的高考题是到目前为止最难的一次。
数学、化学大大超出了考试大纲的范围。
这次我的考分依然是比录取分数线高了80多分。
由于本年的题目较上年较难，考生的分数平均下降很多，所以虽然我的两年的考分都是比最低分数线多80几分，但这次的相对成绩要高得多。
我排在江苏考生的前300名，国内的所有大学几乎全能上。
但是受到“父母在、不远游”孔圣人的教诲，我选择了留在南京上大学。
在等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，我和周鹏下了几十盘的象棋。
以前是没时间和他下棋，闲下来之后自然想决个高低。他的水平确实很高，我跟他下棋既不占上风，也不落下风，胜负各半的样子。
他没考上大学，但是赶上了银行从高考落榜生中招收职员，他进了工商银行工作。
当时全国几乎没有财经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进银行的工作的人员不是学财会的中专生，就是从高考落榜生中招收的高中生。
现在各个银行中40多岁的中层干部大多是那时的中专生。
只不过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又上的免考的硕士研究生进修班，很多人都成了“硕士”。
我和上年考上的翁同学上同一所大学，不同专业。在大学期间遇上过多次，但都没讲过话。一是保守、二是我和孙同学关系不错。
孙同学出人预料的没考上大学，他80年考上了金陵职业大学。毕业后分到房地产开发公司，
现在当老总，发财了。
大学里班上下棋的同学不多，大家都把精力用于学习。
和我下象棋的同学有来自上海的陈君和江苏镇江的张君。下围棋的有张君和苏州的谢君。
张君和我一样两棋兼修，水平比我都次点。陈君象棋和我差不多，谢君则刚会下围棋不久。
有一次，学校举办象棋比赛，我和陈君去晚了，不让我们参加。磨了半天，主办者才答应我们可以参加，条件是我和陈君下，必须淘汰一个。
伤感情的事怎么能做呢？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我向主办者提出有没有第一轮轮空的，回答是上届前两名轮空。于是我提出我们俩能不能和他们来下呢？，这次还好主办者满足了我的要求，找来了上届的冠亚军。
这次也是有条件的，条件是我们必需赢才能进下一轮。他们只当练兵，输赢不受影响。
我和上届冠军下，陈君和亚军下。我下和了被淘汰，陈君赢了进入下一轮。
这次比赛的最后的成绩是冠军蝉联，亚军则换成了陈君。
在我上大学的这几年，中国的体育也经历了几件大事：
82年12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，男足差点出线，引起了我们国家第一次的足球热。
但是由于沙特的0比5放水新西兰，中国队与新西兰进行了两场附加赛。
不知何种原因，中国的主场放在了新加坡。
当容志行足腱撕裂的时候，全中国足迷的心都碎了。最终中国队未能出线。
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，中国女排夺冠，在改革开放之初给中华大地来一股强劲春风。于是有了女排精神。全国上下，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知道中国女排的。
同样是这一年，第36届世乒赛上中国队第一次包揽7项冠军，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。
当时人们表达自己兴奋的情绪的方式就是上街游行。
女排夺冠，乒乓球大满惯，几乎全中国的大学生都参加了游行庆祝。
82年的时候，我校80年校庆。做为活动之一，我系举办了一个各年级的棋牌比赛：项目是象棋、围棋、桥牌。我和张君参加了象棋、围棋比赛，另补上象棋的陈君，围棋的谢君。象棋我们年级无可争议的夺得第一。围棋第二。
81级有个历害的曹学妹，上海人，她和曹大元从小在一起学过围棋。
但她在学校总是得第二名，第一名是郑凯希，江苏围棋教练郑怀德的公子。
郑凯希还出版翻译过围棋的书籍。
同时郑和曹也是江苏省大学生、南京市大学生的围棋冠亚军。
那次我班的张君碰上曹学妹，很快张君就输棋了。对我们的士气影响很大，我们觉得坚持一会再输棋也没关系，早早被对手拿一分对士气还是有影响的。
张君还不承认水平相差很远，反而把输棋的原因归为“化学武器”。
“她浑身充满了香水，且香水味道太浓了，熏的人实在吃不消”。张君赛后如是说。
81届夺得围棋冠军，桥牌冠军也是他们，他们那届打桥牌的几个学弟参加了校桥牌队，桥牌队里的一个队员叫何振翼，后来曾经打到国家队。
老聂到某地去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某地有没有桥牌高手，江苏满足他这个要求，所以他也愿意来江苏。老聂每次到江苏来总是指名何振翼一起同他打桥牌。
83年考研，由于英语没达到分数线，我没考上。
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某部属的高校，一个过江的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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